在光州东区那家只有 84 个座位的影院重看《杀人回忆》
放映机散热风扇的声音比台词还大,散场时后排一位大叔站着没动,盯着字幕滚完。
2025 年 12 月 30 日晚上,我在光州广域市东区的一条坡路上,手机备忘录里只记下了一句话:“奉俊昊的《母亲》里,那个跳舞的镜头之前,元斌共出现了 11 分钟。”我至今没想清楚,这个数字到底想告诉我什么。
标题里都有人有事有物,下面九张卡片,是我近半年陆续整理的条目。
放映机散热风扇的声音比台词还大,散场时后排一位大叔站着没动,盯着字幕滚完。
七个片段,时间反向。我第一次看时把顺序记反了,重看了第二遍才理顺。
我暂停逐帧核对过,石头每次挪动都和基宇一家的处境变化对齐。
他指了指墙上一张 2003 年的海报,说崔岷植本人没来过,但剧组的美术来过三次。
很多人只记得车厢打斗,我却反复回看尾部那个被拆掉的引擎盖。
李沧东几乎没有剪,镜头跟着她走,背景是坡州的田野。
这部片我在 2019 年看过一次,今年重看时发现台词比记忆里少得多。
老板金先生说,张东健来釜山宣传时在这条街上吃过一碗冷面,他记到现在。
她说那是自由,我说那更像一场精心计算的交易。我们谁也没说服谁。
昨天下午在首尔麻浦区一家旧书店里,我翻到一本 2003 年出版的《韩国映画年鉴》,封面已经掉了,内页有一页被人用圆珠笔写着“奉俊昊,第 87 页”。我翻过去,那一页是《杀人回忆》上映当年的短评,字迹潦草,署名“金”。我把书放回架子,拍了一张照片,没买。回来的地铁上,我一直在想这个“金”是谁。
这就是我做「好看电影韩国」的方式:先记下这些零碎的东西,再慢慢想它们之间有没有关系。我并不是影评人,也没有念过电影学院。我的专业是文化研究,论文写的是 1990 年代韩国独立电影放映网络的分布。那张分布图画得很粗糙,只标了首尔、釜山、光州、大邱四座城市,共 23 个放映点。但我花了 7 个月去核对。
第一个问题是:我们怎么定义“好看”。这个词在日常对话里被用得太随意了。我在光州认识的一位影院经理姓刘,五十多岁,他跟我说过一句话,我记在笔记本第 34 页:“观众说好看,常常是指他们看懂了。”我不同意这个说法,但我没有反驳他。因为我知道他说的是他自己的经验,而不是一个结论。
2025 年 6 月 28 日,我第三次看李沧东的《燃烧》。这次我拿秒表记了夕阳下那场戏:2 分 47 秒。镜头从惠美背后缓慢推近,背景是坡州的一片田野。我一开始以为这个长度是偶然,后来看了分镜资料,才知道李沧东和摄影师洪坰杓讨论过这场戏的拍摄方式,洪坰杓坚持用一个长镜头,不用剪辑。我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:“不是长镜头本身好,而是长镜头让观众没有地方躲。”
第二个问题:为什么是韩国。这个问题我被问过很多次,一直答不好。诚实的回答是,我 2013 年第一次去首尔,住在麻浦区一个朋友家的地板上,晚上被拉去看了一场《恐怖直播》,影院里观众笑得很厉害,我却没跟上。那种“没跟上”的感觉让我开始注意韩国电影。它不是异国情调,而是一种结构上的陌生感。
我手边有一份 2025 年 11 月 3 日写下的清单,标题是“仍然没想清楚的事”。上面列了 6 条,其中一条是:“《雪国列车》里尾车厢的人到底知道自己被当作燃料吗?”这个问题看起来不重要,但它决定了整部片是寓言还是讽刺。
必须说一句可能有争议的话:我认为《小姐》的结局被严重误读了。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纯粹的解放故事。但我重看第三遍时,越来越觉得那个结尾更像一次精心计算的交易,而不是自由。2025 年 12 月 6 日,我和一位首尔大学的研究生在弘大附近一家咖啡馆争论了 2 小时,她引用朴赞郁的访谈,我引用片子里那扇被关上的门。最后我们谁也没说服谁。我把这段争论原样记了下来,因为它本身就是我困惑的一部分。
困惑不是缺陷。对我来说,它是继续看下去的理由。我记录这些,不是为了给出答案,而是为了以后还能找到自己当时站在哪里。如果有一天我改变了看法,至少我知道是从哪一行字开始改的。
我是江晚,文化研究出身,现在在一家小型出版机构做编辑,业余时间几乎都花在韩国电影的观看和查找上。
我住在首尔和釜山之间来回跑,笔记本上目前有 41 页关于放映点的记录,其中 12 页还没核对完。
我做「好看电影韩国」,是因为我在网上找不到一个愿意承认自己困惑的中文站点——大多数地方都在告诉你“必看”,却很少告诉你“为什么看不下去”。
我想做后者。这里没有榜单,只有记录、引用,以及还没想清楚的问题。
—— 江晚,写于 2025 年末
“电影结束的时候,不是故事讲完了,是观众被允许离开了。”
—— 出自奉俊昊 2019 年在釜山国际电影节的映后谈记录,收录于《韩国映画》2020 年春季号,第 118 页。我在光州那家旧书店没买走的那本年鉴里看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