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周四在「黑夜55555」连看两场,第三排靠左的座位弹簧塌了
我带了游标卡尺去量银幕亮度,结果被经理请到办公室喝茶。他说这间 89 个座位的厅原本是 1972 年的鞋厂仓库,放映窗是后来凿的。我信了,因为墙上的砖缝确实对不齐。
昨天下午三点二十分,我在多伦多皇后西街的 Reel Asian 放映室 看完《In the Mood for Love》35mm 胶片场,散场时和放映员老周聊了七分钟,他递给我一张手写排片表,上面用红笔圈出了下周三的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。
我带了游标卡尺去量银幕亮度,结果被经理请到办公室喝茶。他说这间 89 个座位的厅原本是 1972 年的鞋厂仓库,放映窗是后来凿的。我信了,因为墙上的砖缝确实对不齐。
一共 47 场,其中 19 场是枝裕和。值班员小陈跟我说:“老板觉得空调开 26 度配《海街日记》最省钱。”我记下来了,这比任何策展宣言都诚实。
放映员老赵用手摇接片机修补了一段《稻草人》的片头,动作像在缝合伤口。他告诉我每一盘胶片的湿度要控制在 50% 上下,超过 55% 就会起霉点。这种手艺现在没人学了。
Bloor 街上的 Balfour Books 地下层有一箱 1970 年代的影院宣传单页,我翻到一张《教父》首映场的,标价 12 加元。老板说收来的时候夹在《加拿大电影季刊》里。
和老板李永强聊了四十分钟。他 1998 年从香港移民过来,在唐人街背面盘下这个铺面。他说:“我唔识做新片,新片太快。”放映机是 1979 年的 Christies,他修了七年。
关键不是资源多少,是片单谁定的。多伦私人影剧院每周三更新排片,用蓝色圆珠笔写在黑板上。上周写了《恐怖分子》,底下补了一行小字:“杨德昌,1986,110 分钟,台湾。”
声学顾问马克带了个分贝仪来测,发现左声道比右声道低 2.3dB。他弯下腰调了二十分钟均衡器,说:“这种老机器,你要跟它讲道理。”我蹲在旁边看他拧螺丝,拧了十七圈。
水珠落在第五排空座上,没人去擦。散场后经理拿了个塑料桶接住,说这栋楼的屋顶修了三次还是漏。他递给我一杯热茶,茶叶是立顿黄标,杯壁有裂纹。
用的是一把从 Canadian Tire 买的 8 米卷尺。Bloor Cinema 的经理站在旁边看我拉尺子,笑着说:“你是第五个这么干的人。”我没有追问前四个是谁。
我把全年排片表敲进 Excel 做了个透视表。选片人阿良看了之后说:“你比我还清楚。”然后他补了一句:“侯孝贤的拷贝便宜,场租也便宜。”这话我记在本子上了。
我拿量角器量过。坐两小时腰会酸,但没人抱怨,因为票价 8 加元。老板李永强说:“椅子是隔壁教堂翻新时送的,我搬了两天。”搬椅子那天是 2003 年 7 月 14 日,他记得很清楚。
胶片拷贝来源越来越少,老赵说去年只收到 9 盘。如果只靠情怀,这间 89 座的厅撑不过 2028 年。我的判断是:它需要变成社区档案馆,而不是继续当影院。